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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释放“链式”效应******

　　中新网西宁1月11日电 (李隽)11日，记者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获悉，2022年以来，该州聚焦规划引领、错位发展、一体推进和多能互补，持续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稳中求进，清洁能源生产和清洁能源消纳呈现“双轮驱动”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链释放“链式”效应。

　　截至目前，该州新能源产业装机总规模达到1207万千瓦，在建大基地项目750万千瓦，在建市场化项目1100万千瓦。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水电资源丰富，太阳能资源得天独厚，风资源居全国前列，可用于光伏、风电建设的荒漠化土地资源丰富，是中国重要的能源接续基地。其中地处柴达木盆地的海西州年平均光照3000小时以上，是中国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据悉，该州制定《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海西行动方案》，确立全州风电光伏装机至少达到3000万千瓦，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权重均须超出全省平均水平目标。对标4条特高压电源基地，依托“风光”和土地资源，厘清每个新能源园区的空间边界和整装开发片区，加快交通设施、电力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新能源企业“拎包入住”。

　　依据海西州经济发展布局和区域资源优势，设立新能源发电集群产业分链、光伏装备制造产业分链、风电制造产业分链、新型储能电力系统产业分链、零碳产业园分链等7条分链，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开发，明确清洁能源各产业链发展方向，形成错位互补的发展格局。

　　海西州坚持“源网荷储”一体化推进，优化整合电源侧、电网侧、负荷侧资源，构建“以荷定源”“负荷先行”“荷源一体”等“源网荷储”一体化就地就近消纳发展模式，使新能源变成产业项目的招商配置资源，让清洁能源在产业发展中真正发挥出链式效应。

　　该州统筹把握清洁能源发展特征，利用常规电源，合理配置储能，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实现风光热储、风光水储、风光火储协同发展，提高电源质量水平，为能源供需提供保障。目前，中广核、鲁能等重大光热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